社员陈某子女多，生活困难，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，他贩卖了几趟鸡鸭，挣了点钱，给儿子治病，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，罪状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搞投机倒把”。陈某申辩，说他卖鸡鸭不容易，天不亮就起身，半夜才能到家，一天要跑几十里地，还要像做贼似的，偷偷摸摸，以防被人没收。批斗者说他：“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队里谁来搞生产？”陈某说：“我工分也没少挣，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。”批斗者又说他“搞投机倒把玩命，干队里的活磨佯工。”革委会成立后，陈某被戴上“投机倒把分子”帽子，管制劳动。
……
农村的造反派成员，不像学生那么单纯，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（此类人被称之为“高级社员”），这些人多是干将、打手；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，想闹个干部当当；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，运动一来，借机报复；有的与他人有矛盾，吃过别人的亏，借机泄私愤；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，早有仇恨，借运动之机，以报宿仇……总之，大多怀着个人目的，去整别人。有的人势大，整了别人，没人敢呲呲牙缝；有的人则整过别人，转眼之间又被人整。
《乡村三十年》一书，在《动乱中的农村》一节中，对我家乡文革时期的农村，有如下记载：
长塘大队赵街小队赵得柱讲：“王崇仁在县里揭县委的盖子时还是小组长、积极分子，回到临淮就戴高帽子游街。姚弯大队的周为闲讲：”表叔从红心公社来，7个干部戴高帽子游街，插牌子，头皮都插烂掉了。”（《县委常委会议记录》，1966年9月23日）
官塘公社光华大队绑打了不少群众，有的遭到审讯逼供，有的被抄家封门，有的被迫外出“跑反”。陈西生产队贫下中农被绑打罚跪的有4户5人，抄家的2户，先后出外“跑反”的有8户11人，占总户数的60%。（工作情况《第十一期》，1967年1月）
关、押、打干部一直没有解决，批斗要“坐飞机”、“闻屎”。（《四干会议记录》1967年2月22日）
总铺区共有：公社书记9人，走掉的6人；区委书记2人，走掉的2人；社长5人，走掉的4人；区干4人，走掉的3人；一般干部2人，走掉的1人；共计22人，走掉的16人。（《四干会议记录》，1967年2月25日）
乱揪乱斗大队、生产队干部。据明陵公社不完全统计，新提任的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的干部118人，有23人被斗，并游街示众。刘府公社郭大巷大队新担任的4个大队一级干部，全部被斗、罚跪、戴高帽子游街。（《“四清”地区反攻倒算简报》，1967年3月15日）
当时的县委，把运动引起的混乱，归罪于“走资派”和地富反坏右分子，乡村干部为了不挨批斗，躲避他乡，是为了破坏运动；农民因怕挨斗，或因庄稼受灾而逃荒处出，则是受五类分子的煽动，也是要破坏运动。《乡村三十年》记载：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，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，……他们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施加压力，竟在备耕生产的紧张时刻，撒手不管，躺倒不干。加之去年旱灾严重，留种不足，生活存在暂时的困难，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，为了达到破坏生产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，竟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批外流。（《县委文件》，1967年2月26日）”
总之，“走资派”是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上的人，五类分子是“阶级敌人”，无论是农业欠收，百姓饥馑，还是社会混乱，人人自危，其根源，都是因为他们在“搞破坏”。其实，真正搞破坏的人究竟是谁？谁也不知道，也不敢深想，即使知道了，也没人敢说。
我到黄泥铺插队务农时，“文革”运动正值高潮，当时，县及公社、大队革委会已经成立，开批判大会，是革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一些头目，几天不斗人，便得革命工作没有干好，便觉得冷清寂寞，所谓“与人斗，其乐无穷”，开批判会，对他们来说，不但是革命任务，也是莫大的享受。
批判大会的地点，大多设在小学操场。由公社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，被批斗的人较多，都从各大队押来，有时重点批斗一二人，也要令一帮“牛鬼蛇神”陪斗。操场的东面，有一个土石砌起的大台子，供开会或演出之用。开批判大会时，台上立起几根毛竹，扯着大幅会标，上有“批判某某某大会”的大字。广播站的人事先在台侧装好播音设备，在毛竹上挂起高音喇叭。台上靠后摆着一排桌子，公社干部端坐其后。台后墙上，挂着大幅毛主席像。会场上红旗招展，可容纳上千人的操场，挤满了革命群众。与学生们召开的批判会不同的是，会场上周围，站着不少持枪的民兵，比那些只能挥拳头、耍皮带的学生威武得多，这些持枪民兵，为批判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。
批判会开始，由主持人高喝：“把某某分子押上来！”那些“某某分子”，便被民兵用枪押上台来（有时是由群专队员用红棍子押上台）。他们有时是被绳捆索绑，有时是胸前挂着牌子，牌子上写着其人的姓名，照例要打上红叉。主持人先是喝令“某某分子”们“向毛主席请罪”，“某某分子”们刚转过身，他们身后的民兵，便照他们的腿弯狠踹一脚，他们便咕嗵跪下。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完了罪，主持人便喝令他们面向会场跪下。随后是运动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，声音高亢，咄咄逼人，说的虽是家乡土话，但其气势、其韵味，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。积极分子读上一段，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，先是喊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”、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”，然后是喊“打倒某某分子某某”、“某某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”，会场上的群众，跟着振臂高呼，吼声如雷。
有的人被批斗，心中不服，虽被强迫跪倒，仍腰杆挺直，昂首挺胸，主持人便喝道：“某某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！”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，令其弯腰低头。有的人被枪托砸倒在地，爬不起来，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，喝令其跪好。批斗期间，主持人又喝令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，谁若说话声音低了点，或“避重就轻”，交待得不如革命派的意，也要惨遭毒打。
大队召开的批判大会，声势虽没那么浩大，也有数百人参加，与会者都是各生产队的党团员、运动积极分子，其中青壮年居多。运动时期，一些大队的民兵营长，称王称霸，势炎最炽，因为他们手里有枪，枪杆子里面，不仅可以出政权，而且可以出威信、出威风。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马某，长相不恶，说话常带微笑，对同志 “像春天般的温暖”，但他却是个运动健将，整起人来“像冬天般冷酷无情”。他爱开批判会，隔三岔五要找几个人斗斗，会场也设在小学操场。
每年入冬，农民稍闲，大队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而开批判会的次数，也随之增多。马营长召开批判会，命宣传队的人事先写好批判稿，选几个嗓音好的男女演员，在会上宣读，又命女演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。程式固定，颇似演戏。批判会结束后，又要押着被批斗的人游街，与会者排成队伍，尾随其后。我当时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工分，不得不跟着游行。运动开展两年余，我父亲屡遭批斗，我看着那些被批斗者遭到侮辱毒打，便想到父亲，参加游行，也觉得不是滋味，因此我总是落在队伍的后面，别人举手喊口号时，我也跟着举手，但我的嘴却保持沉默，那乱七八糟的口号，令我深感厌恶。